李家超欢迎博祖姆巴耶夫率团来港，出席将于11日举行的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在他近期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地签订多项协议，成果丰硕，体现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积极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推动双方开展更广、更深的合作，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很高兴与博祖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

李家超指出，哈萨克斯坦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商业及物流枢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合作前景广阔。期待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能够在不同领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善用香港国际领先的金融和创科平台、世界前列的专业服务，拓展更多商机。香港亦会进一步助力本地和内地企业出海，前往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发掘更多机遇、开拓新蓝海。(完)

不少球迷觉得，此次中国U17、U16球员们将连续挑战多支巴甲豪门青训队，相当于在“足球王国”打“擂台赛”，输赢经验的含金量不比欧洲之行低。董路表示，对接巴方时，联络人也曾询问是否愿意跟年龄更小一点的队伍比赛。“显然，他们可能认为我们的水平还不够。”而他坚持要求，“哪怕被对方大比分击败，也一定要和同龄队伍比赛”，通过真正高水平的较量发现问题、积累经验。“如果总是选择容易的比赛，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和世界先进水平究竟差在哪里。”

如今，古城内唐卡绘制、藏香制作、手工皮雕等体验吸引游客停留，咖啡馆、文创小店与藏式民居相邻，约1600家商户带动周边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丽香铁路通车后，香格里拉与外界往来更加便利。从茶马古道驿站，到高原文旅目的地，独克宗的“圆缺”写在修复后的街巷里，也写在人们新的往来中。(王临梓 陈静 云南迪庆报道）

陈某某是虹口区某大型购物中心财务经理，掌握公司U盾，有从公司账户流转资金的权限。购物中心主管介绍，正规发放工资流程是陈某某将工资单上报给领导签字确认，然后进行转账。从2023年12月开始，陈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未经领导签字，偷偷将公司银行账户钱款转到自己个人银行卡上。到了2025年初，年终考核时间，公司需要财务经理上报工资收入，上交银行流水。陈某某闪烁其词、一拖再拖，公司察觉异常，开展调查，本案遂案发。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中华农耕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蕴含着天人合一、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等宝贵精神和经营理念，包括各具地域特色的耕作技艺、民俗风情等在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农业品牌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既是农产品品质的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互为支撑、相得益彰，二者融合发展，既有助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

推动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不在于静态封存与陈列，而在于活态传承与发展。农业品牌为农耕文化活化利用提供了独特载体，通过品牌化运营，能够将传统农耕技艺、乡风民俗等转化为可感知、可消费、可传播的产品和服务，让农耕文化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发展共赢。通过融合发展，提升农业品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力，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将文化自信贯穿于“三农”工作全过程的生动体现。

推动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文化振兴也是重要内容。建设农业强国，既要强在产品品质、产业体系上，更要强在文化软实力、国际竞争力上。推动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能够延伸产业链、拓展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把沉睡的乡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动能，带动农民增收。同时，加强文化赋能，能够赋予农业品牌独特的文化标识，让国产农产品既有过硬品质，又展现深厚文化底蕴，有效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一是运用文化资源赋能品牌塑造。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打造的安溪铁观音品牌、深挖农耕文化的陕西袁家村关中民俗农产品品牌等，成为标杆。二是融合业态不断创新。“农耕文化+农业品牌+乡村旅游”“非遗技艺+农产品加工+品牌营销”等新模式不断涌现。三是数字赋能品牌传播。江苏兴化垛田、云南哈尼梯田等农业文化遗产地搭建数字化平台，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推动农耕文化与品牌产品同步出圈，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四是品牌带动效应凸显。越来越多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品牌化运营实现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统一，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同时也要看到，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文化挖掘不够。很多地方对农耕文化的挖掘只停留在表面，简单堆砌农耕符号、贴上乡土标签，缺乏对文化内核的深度提炼，品牌辨识度低。其二，产业融合不紧密。农耕文化资源与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衔接不紧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渠道不畅，多数品牌仍停留在初级农产品销售阶段，附加值偏低。其三，品牌运营专业化不足。部分地方对农业品牌发展规律认识不深，重短期营销、轻长期培育，缺乏系统规划，传播方式传统单一，消费者难以形成情感共鸣与品牌忠诚度。其四，支持保障体系不完善。农耕文化传承保护与农业品牌建设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标准体系缺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深挖农耕文化资源，筑牢农业品牌文化根基。对全国农耕文化资源开展全面普查，建立农耕文化资源数据库与图谱，对农业文化遗产、传统耕作技艺、老字号等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建档立卡，摸清文化资源家底。立足资源禀赋，提炼差异化文化价值。强化活态传承，支持非遗传承人、乡土工匠参与农业品牌建设，将传统农耕技艺融入产业链全过程，让农耕文化在产业实践中代代相传。

探索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价值转化能力。依托农耕文化资源打造农业文化遗产公园、农耕体验基地，探索考古、探险等新业态，让消费者在体验农耕生活、感受传统文化过程中认知品牌、认同品牌、消费品牌，实现体验促营销、文化提溢价。大力发展农业文化创意产业，将农耕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开发与包装设计，丰富农业品牌内涵。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文化+生产+加工+营销+赛事+旅游”全产业链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多元价值。

创新传播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顺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创新品牌传播方式，利用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讲好农业品牌背后的农耕故事、文化故事，提升品牌吸引力与感染力。搭建多元传播平台，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展会等，加大农耕文化和农业品牌推介力度。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展会等契机，推动中国农业品牌走出国门，提升国际影响力。加强品牌数字化精准营销，顺应消费者对绿色健康、文化体验、情感价值等需求，突出品牌文化内涵与品质优势。

加强支持保障，夯实融合发展支撑。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社会助力的融合发展局面。加大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文化挖掘、品牌打造、人才培养等。依托高校职校和科研院所，培育一批既懂农耕文化传承、又懂品牌运营和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权仿冒行为，为品牌建设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026年6月8日，在赴平壤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中，中朝两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了伟大的战斗友谊。在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两国人民携手并肩、同甘共苦，生动诠释了彼此信赖、团结互助的同志情谊。